2006年的中国被戏称为“明年”，一股对朱明王朝的热情突然在大陆的网络界、出版界、影视界和舆论界燃烧开来，一下成燎原之势，热火朝天。

　　点燃明朝热的是一名叫“当年明月”的网民，他的网络连载《明朝那些事儿》从去年3月至今点击率已达数百万。《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图书后，迅速成为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名，并连带引发了出版界的明史热。

　　随后不到一年内陆续出版的明史著作就包括《大明朝的另类史》《品明朝》《明朝的皇帝》《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明朝十六臣》《大明十五疑案》《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大明王朝七张面孔》以及《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明史现象迅速征服了出版界。

　　影视界也不甘寂寞，《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传奇皇帝朱元璋》以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等电视连续剧相继面世，为明朝热在知识精英阶层之外，增添了另一股流行于普罗大众的风潮。

　　历史的回眸有必要

　　针对这股历史热，《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2月12日第312期推出“明史热之冷思考”专题，重点讨论这个社会文化现象。专题引言说：“面对当今处在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平的两难境地中的我们，一次历史的回眸显得很有必要。”

　　而在海峡的另一端，“历史热”也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台湾社会。相较于大陆带有相当娱乐化的倾向，台湾的“历史热”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由官方主导的“去中国化”运动，在为机场等公共建筑和公营机构“正名”后，开始打历史的主意。

　　台湾总统陈水扁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指出，希望在任内继续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完整的国家”。

　　今年台湾新学期开始使用的新版高中历史课本，将《本国史》改称《中国史》；把过去惯用的国家指涉如“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清人“移民”台湾被改为“殖民”，“光复”改为“战后”，“日据”改为“日治”，无怪乎反对者形容政府试图借历史进行“思想台独”。

　　历史热背后有官方意图？

　　历史向来就不单纯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社会的经验累积和集体想象，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的态度，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灭人之国，必先灭人之史，史亡，则国亡”；连横在《台湾通史》序中也提到：“国可灭，史不可灭”，代表的都是中国人对历史现实作用的深刻体会。

　　两岸不约而同地出现“历史热”，因而也成为观照两地社会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精神面貌或集体潜意识的一面镜子。

　　与台湾“历史热”集中呈现在教科书的情况相比，大陆民众对于历史的热情表现在更多的渠道，背后反映的情绪也可能更多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认为，大陆的历史热不纯粹是媒体炒作，而是民间自发的潮流，“民间隐藏着一种对历史的渴望，民众对文化有着真诚的追求”。

　　樊树志分析，经济发展带动文化需求，而文化的需求是多样的；大众对于历史的爱好也是多层次的，所以带动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产品”：清宫秘史、百家讲坛、戏说、正史、品评，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社会大众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合适的方式亲近历史，试图从中获得启示，发现意义。

　　由于中国电视在前几年充斥着清宫剧，包括《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历史正剧，到《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等戏说历史剧，以明史为主题的电视剧密集出现被视为是对清宫剧的反动。有论者更进一步认为，这是“民族回归”的象征，跨越满族人的王朝，探索由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对此，樊树志说，寻根只是少数，多数人对于明史的兴趣应该是出于真诚的文化需求。

　　然而文化需求并无法完全解释“历史热”现象，虽然明史热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民间风潮，看不到官方的介入；从更大的角度审视，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国崛起》纪录片以及随之而来的热烈讨论，歌颂盛唐的82集连续剧《贞观长歌》被当做“主旋律”在黄金时档播出，都带有明显的官方意图。

　　从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否有官方的影子，“历史热”反映了一种莫名的“大国焦虑”。

　　比较具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取代了普世的“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中共执政的新天命。“大国崛起”正是伴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命题，呼应着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大陆时事评论员丁松泉指出，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特别关切未来的发展空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所表现出的遏制与敌对姿态，则加重了中国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担忧。

　　丁松泉认为：“这种内外因素的压力使中国的政府、学界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民表现出非常深切的焦虑。”

　　回归历史寻求灵感或启发，或许正是这种“大国焦虑”自我调适的本能表现之一。

　　台湾为什么也焦虑

　　台湾其实也同样存在焦虑感，然而与大陆的“大国焦虑”不同，强调台湾主体性者的普遍焦虑，恐怕来自于对大陆崛起可能取代、并吞台湾而丧失自我主体身份的恐惧。

　　台湾的世新大学历史教授李筱峰支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就透露了这种情绪。他说，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应该站在台湾主体的立场来写，如同各国历史课本都站在各自国家的历史立场来写，不应像过去把台湾当做“中国边陲”的立场来谈。当然，观察台湾的流行现象和话题无法不考虑选举，今明两年分别有立法院和总统大选，“台湾认同”作为民进党的拿手议题，自然要再度被拿来消费利用，因此也不排除历史教育与国族认同的争议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会引发台湾社会的议论，除了选举因素之外，恐怕也碰触到台湾民众深层的敏感神经。

　　面对大陆国力窜升的事实，希望独立建国的台独势力难免产生“时不我待”的焦虑，从重新诠释历史入手，建立独立于大陆的台湾国族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他们抵御大陆崛起的吸力最后的法宝。

　　一名同情政府做法的台湾记者的评论标题正好是《认同，要从教科书扎根》，他质问反对修改教科书者说：“为什么中国意识可以，台湾意识就不行？”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从眼下面对的问题来提问过去，借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两岸目前同时发生的“历史热”，或许就印证了克罗齐的说法。

　　香港人怕被同化 也怕被边缘化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在今年刚好踏入十周年，但由去年开始，香港却逐渐兴起一股回归本土化的热潮。

　　今年2月14日，号称以全面记载香港“集体回忆”做卖点的香港地方志工程筹备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1日开始编修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记载香港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大型丛书《香港通志》，计划在六年内完成，估计耗资2亿5000万港元（4892万新元）。

　　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成员、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智鹏表示，编修范围将由远古至1997年6月30日，会有1000至2000名学者及研究人员参加编修，有关人员将走访偏远乡郊，发掘淹埋于城市人烟的本地文物古迹。几乎是同一天同一时刻，香港官方部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全港首个历史数码数据库，举行启动典礼。据了解，这个名为“香港记忆”的计划，准备在五年内把代表香港珍贵回忆的资料、故事或物品数码化，方便公众随时浏览。

　　负责计划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指出，透过搜集并展示民间的集体记忆，可以储存旧日的人和事，让年青一代了解父辈早期的生活状况、奋斗经过，从而有利培养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并增强社会归属感。

　　香港这股对本地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回归”热潮，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自从去年年底出现了一场保卫天星码头的运动后，“集体记忆”成为香港人的口头禅，许多香港市民纷纷发出宁要保留本土特色文化也不要经济发展的呼声，要求当局加强对香港本土特色文化的保护。

　　不单如此，教育界也出现本土化的现象。较早前，台湾新版历史教科书弃用“国父”，“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语全改为“中国”，具革命性意涵的“起义”都改为“起事”，除了在台湾岛内及大陆引起广泛争议外，也在香港掀起一片历史讨论。有本地学者认为，现时香港中小学阶段的国史教育非常薄弱，尤其是通识科出现中国历史肢离化的趋势，呼吁教育界在探讨两岸政治以外，不妨从香港角度出发，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教育。

　　譬如，目前香港各大出版社对中国近代史的介绍如“六四事件”有不同版本；有教科书形容事件是“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有人从中挑动”，但也有教科书批评“政府(对事件)处理和反应均失宜”。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批评教科书谈“六四”往往略过镇压部分，是刻意淡化史实，“这非忠于历史，是历史课的反面教材”。他建议教师寻求不同史料，补充教科书的不足，让学生更全面掌握中国历史。

　　对于香港这股本地化的现象，有香港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日益强大，但与此同时，当火车、地铁甚至公众场所都加入普通话广播，街上迎面都是大陆同胞，包括大陆的文化和习惯正在渗入香港的生活中，香港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大陆崛起对香港造成的压力，并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一股对未来的焦虑感。

　　从事文化事业多年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就表示，香港中国化有点“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看看街上俗气的灯饰，店铺的颜色布置等，香港的每事每物都在迎合大陆同胞口味时，似乎在失去自己。“我们一方面害怕被同化，另一方面又怕被边缘化，却又难以改变这处境，内心难免焦躁，身份认同问题也开始突出。”

　　香港时事评论员洪清田认为，香港百多年取得闻名于世的经济商业成就，在诸多方面成为世界枢纽，必有某个程度上相对称、也堪足道的政经社会文化思潮。但这方面几乎完全不见史册。他建议香港成立一个“香港学研究所”，让更多人研究、了解香港独特的文化，以及其贯通千百年的中西方文化、现代和传统社会的背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