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曾经提出大学转制的建议，也得到了教育部积极的回答。但是，一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动静。

　　最近，关于民办教育的“倒春寒”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如何鼓励发展非政府办学与引入竞争机制，体现市场体制下教育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中国民办教育业已在解决教育供需矛盾中发挥了不少作用，但如何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并在此基础上为民办教育拓宽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应是目前政策必须做出的选择。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缺口巨大，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经费内部配置极不合理。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据了本来就很拮据的教育经费的相当部分，如果对部分大学进行转制，政府就可以把部分钱拿出来在不增加教育投入的前提下，解决一些中小学现存的实际问题，如改造薄弱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等，同时也可以解决我国著名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一些学科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

　　公立高等学校转制为非公立的、股份制的或者民办的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之一。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在国外，高校的80%以上是民办学校，而我国80%以上却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又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花费了国家相当部分非常有限的教育经费。

　　第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效率总体比较低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高等学校中大量存在。没有一批民营教育机构和民营机制加入竞争，没有体制外教育的刺激和比较，公立学校很难真正地做强做大。

　　第三，公办高校创办了大量的二级学院，这些“假民办”利用公办学校的优势、优质资源与民办高校进行不公平竞争，使民办高校在生源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更处于劣势。目前，我国的民办大学，尤其是民办大专院校有相当一部分办学非常困难，甚至面临倒闭的困境。

　　第四，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是可能的。大家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且不说那么多的企业都成功地实行了转制，而且众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二是有没有资金的问题。中国民间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应该为民间的资本寻找更多的机会。我们应该让真正的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第五，怎么进行？我的建议是，国家办好10-20所一流国立高校，每省办好1-2所省属高校，有条件的地市办好1所市属大学，其余的大学逐步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制。国立大学要面向全国公平招生，省属和市属大学可对本地区学生实行适度优惠入学政策。其余的转制大学完全自主招生。转制以后得来的经费，三分之一给国立大学改善办学条件，聘请世界一流的教师，让他们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另外三分之二用于中小学，在国家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有困难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提供雪中送炭的经费支持。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当然，如何转制有许多问题可以继续讨论。比如可以将学校整体出售，也可以将学校的一部分转制，还可以用委托民间机构经营管理等办法转制。其实，国外就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如新加坡SMU就是由国家举办的私立大学，这所大学的房屋由新加坡政府建设，与美国的一所大学联合办学，组成了大学的董事会，按照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和管理机制进行运转。

　　另外，我特别主张二级学院的全面转制。目前教育部文件规定的二级学院的几个“完全独立”，其实是不太可能真正做到的。因此，必须规定凡是开办二级学院的大学，优先进行整体的改革或者转制。在二级学院的转制途径上可采两种模式:第一是“蛇吞象”模式，即二级学院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吞并其“母体”（原所属高校）；第二是二级学院与“母体”彻底脱离，成为独立的民办高校.